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后，早期内廷有太皇太后张氏坐镇，外有“三杨”辅政，倒也一定程度延续了“仁宣之治”，但随着张太后和三杨的先后去世，深受朱祁镇宠信的王振开始擅权专政，而已经崛起的瓦剌也在积极谋求南下，土木堡之变的大幕就此拉开。

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。明朝本来是皇权，武将，文官三者制衡。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，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。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：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，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。正德天启都是如此，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。二是挑动文官内斗，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。嘉靖万历都是如此，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，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。

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，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，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“祖制”的就是于谦此人。关于文武失衡，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，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。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，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。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，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。所以说，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，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。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。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，而是“文视武为彘狗，武视文为寇仇”。

至于文官结党问题，则是另一回事。说简单点，结党不是不行，但结党的方式则要控制。掌握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的利益群体，其代言党派应该可以接受。像东林党这样带表某地区地主士大夫利益的党派则不能接受。不论东林党在史书里多么伟光正，无论其在道德上多么高尚（事实上周延儒、钱谦益之流可说不上高尚），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，在小冰河导致北方产生大规模灾害，国家同时还要对东北用兵的情况下，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。其党派带表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矛盾，这个党派必然是奸党。

比如明末是以地区来分，像齐楚浙三党联合，东林党则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。只要有共同的利益，不同部门的官员结成利益集团是必然的。所以说明朝皇帝才爱用宦官。宦官出身贫寒，没有家族的支持，而且身体残疾，很难与士大夫结党（明末阉党实际上是帝党，魏忠贤实际上是皇帝派出来整合齐楚浙等党派制衡东林党的）。

明代衰亡实际上开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变，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势力过大。架空皇室，插手军事，垄断朝政。基本上所有权利文官一把抓。勋贵武将这股政治势力被从肉体和制度上双双消灭以后，文官独大已经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，之后明代的皇帝们只能靠调节文官内部冲突来干预国政。经历过嘉靖（主要靠首辅的任免更替），万历（靠调节党争来影响），天启（直接靠太监），如果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了解全面一些的话，就发现明代诸如正德，嘉靖，万历，天启这些“昏君”们，被称为昏庸的行为下隐藏的智慧和手腕，最后到崇祯被文官集团忽悠，几乎彻底沦为傀儡。

人心上对军民士气打击很大 战后家家素缟 人心惶惶 连朝廷不少人都想跑路

政局上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夺门之变

对中国的影响 明朝对蒙古的心理优势 绝对的战略优势都被打断了 陷入了两百年无休无止的治安战 分散了明朝在其他战略方向的注意力和资源